在解放战争的尾声，国军不断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为了弥补损失，他们不得不在后方采取更为严苛的政策，试图给前线提供所谓的输血。在西南大后方，苛捐杂税接踵而来，几乎无孔不入。对于西南五省的百姓而言，除了原有的田税之外，还有自卫捐、自治捐、保甲捐、役捐等各种各样的额外负担。如此倒行逆施的政策不仅给西南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为我军后期接收工作埋下了种种隐患，尤其是贵州地区，问题尤为突出。
展开剩余74%面对如此猖獗的匪患，二野的态度非常明确——零容忍。在邓小平的亲自指示下，中央给予了明确的方针：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 1950年6月，针对黔中的王福堂匪部，我军展开了围剿。这些部队原是国军队伍，假装起义混入我军后，趁机反水，在我军的三团联合打击下，这支匪队被迅速歼灭，3500余人被歼灭。 到了1950年7月，针对黔北的金沙土匪，4个我军团和炮兵营对其发起进攻，歼灭了国军与土匪的5个司令部，击毙5400人。紧接着，在1950年8月，我军集中力量剿灭了东吴和西吴两个较大的土匪势力，最终这两场战役共消灭了4000多人。 通过四场大规模战斗，到1950年10月，贵州境内的大规模土匪势力已基本肃清。尽管一些小股土匪仍然活跃股票杠杆第三方平台，但他们的破坏力已大大降低。 **人民的力量与我军的决心** 面对这些零散的土匪，我军不仅依靠军事打击，还联合群众进行正义的围剿。大量人民工作队进入乡村，发动村民自治，推动与土匪作斗争。通过动员和劝降，大量被胁迫的土匪和村民选择放下武器，加入新政府。到1951年3月，约15万土匪及被胁迫者下山投降，剩余的罪大恶极的匪首则被处理。 根据统计，从1950年1月到1951年8月，我军共参与了450多场大中型战斗，歼灭土匪及国军残部15000人，俘虏土匪和被胁迫的人员25万人，缴获武器火炮200多门、轻重机枪1000多挺。 贵州剿匪，实际上只是我军在解放大西南后的一部分作战任务。四川、湘西等地的剿匪规模甚至更大。我军展示了对剿匪的坚决决心，土匪一日不清，大军一日不还的口号激励了无数战士。在武力的压制下，我们还通过动员群众，推动自我保卫，最终让新政府在西南五省获得了人民的内心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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