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0日的北平西苑机场风雪未歇，机舱门打开，一位身着长呢大衣的老人扶着扶梯缓步而下。毛泽东没有等车停稳，已快步迎了上去。几分钟后，两人并肩走进候机大厅。消息很快传到城里的机关大院：毛主席决定在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上提名李济深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议论声顿时此起彼伏，“清党元凶”“曾围剿红军”这些词不断被提起。就在气氛最紧绷的时候广东股票配资公司，周恩来一句淡淡的解释打破僵局：“若是年前听了他的建议，红军哪还会走那二万五千里？”
质疑并非空穴来风。1927年春天，李济深追随蒋介石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清共行动，两千多人被捕，上百人遇害，血债累累。可时间推进到1933年11月，情形却急转直下：福建事变爆发，李济深带着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宣布脱离南京政府，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打出“反蒋抗日”旗号。毛泽东在江西瑞金获悉此事后，立刻派张云逸赴福州，潘汉年常驻联络。遗憾的是，中央后来弃援东线，19路军最终孤军覆没。这一次错失，让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久久不能释怀。
追根溯源，李济深一生三次剧烈转向。第一次是1912年前后，他追随孙中山，整编粤军第一师，日后成了名震北伐的第四军“铁军”。孙中山盛赞“不可多得的将才”，周恩来更直言：“那是北伐军里最带革命性的部队。”第二次转向出现在1927年，他受吴稚晖等人影响，倒向蒋介石，亲手清洗自己曾经拥护的工农力量。第三次，也是最关键的一次变动，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铁蹄直逼关外，蒋介石仍在“攘外必先安内”。李济深怒斥南京政府“误国”，再度回身反蒋，并在福建事变后与中共接上了线。
1934年初，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奄奄一息，李济深发送最后一封电报，请求红军东进策应。电文到了瑞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都主张驰援，但主导权在他人，红军被迫西调。蒋介石趁势围剿，19路军被拆散，李济深败走香港。多年以后，周恩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感叹：“若那年救下福建，蒋介石被拖在东南线，西南就未必压得住我们，长征的路或许根本不用走。”
香港时期的李济深身陷困顿，一面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一面为抗日筹款。桂林失守后，他索性回到家乡梧州，拉起地方武装，暗中得到中共物资和情报支持。毛泽东甚至指示：“华南民主联军司令之职，非李任潮不可。”这一举措把李济深彻底推向共产党阵营。1945年抗战胜利，他拒绝蒋介石的“荣归”安排，跑到庐山痛骂对方19页信纸，“吾辈抗战八年，你反手内战，岂能同流合污！”转身下山，决意另觅出路。
1946—1948年间，李济深在香港筹建民革，公开挥刀反蒋。陈嘉庚、何香凝、廖承志等人先后与他联络，周恩来多次通过地下电台沟通细节。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中共于1948年4月发出召开政协会议的倡议，毛泽东亲定邀请名单，第一个名字便是李济深。反对声音再度涌起，会场里不乏老红军拍桌子：“副主席岂能给他？”周恩来摇头道：“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当年北伐，他力抗英舰；淞沪，他率十九路军血拼倭寇；福建事变，他首先打出反蒋旗。成败论英雄，不如时势看立场。”
毛泽东也有自己的考量。其一，新中国需要广泛团结，尤其要争取曾有影响力的旧军政人物；其二，李济深在南方声望尚存，他的归队能迅速稳定华南舆论；其三，长征阶段那段未竟合作，毛泽东一直心存惋惜，如今正好补上缺口。于是，李济深在第一届政协全会高票通过，10月1日与朱德、宋庆龄一同站上天安门城楼。
新职位并非荣誉摆设。1950年，他主持接管华南海关，同年冬天南下视察粤桂边区，剿匪、救济、修路事无巨细。1954年宪法起草，他反覆叮嘱起草组：“民族地区自治条款一定要写透。”有人纳闷他为何如此执着，了解内情者低声回应：“这人早年见识过列强在梧州的横行，对主权问题格外敏感。”
1959年国庆十周年阅兵，74岁的李济深坐在天安门观礼台席位最前排。庆典结束后，他写下一句“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旋即因病住院，四天后病逝。讣告发布，毛泽东批示“沉痛悼念”，周恩来安排最高规格葬礼。礼成当晚，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这一生兜兜转转，终归走到人民这里，比很多人幸运。”
短短数语，道尽历史反复与个人抉择。李济深的轨迹折射出旧军阀与新革命之间微妙又复杂的缝隙，也说明了毛泽东、周恩来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件事上何以始终坚定。有人问，副主席之位给到一个曾经的“清党主将”，会不会埋下隐患？答案写在后来的事实里：政策正确，才能让人产生转变；胸怀宽广，才能把昔日对立面化作新生力量。用周恩来那句话作结——真正的政治远见，不是算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给历史多开一扇门，让后来者少走一段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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